军队与教会,在19世纪的法国,野心勃勃的青年发展的两个渠道。

赌盘上的红点黑点,名为“人生”的游戏。

而于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“红”与“黑”交替的年代。他曾经说:“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乡下人,我,被判定永远地穿着这套愁苦的黑衣服!假如我早生二十年,我也会象他们一样穿着军服。在那时候,像我这样的人,不是被杀,便是在三十岁上做了将军。”他生不逢时,只能披上黑色的道袍。可在这个时代中,道袍也掩盖不住的是于连宁可死上一千次,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。他明白,作为一名木匠的儿子,想要在这个社会向上爬就必须要学会迎合权贵。

于是,为了适应时代,于连违心的研究《圣经》,把拉丁文的《新约全书》背的滚瓜烂熟,甚至是在众人面前大骂他最崇敬的将军—拿破仑。富有想象的人往往很自负,而自负易致迷误,把意愿当作事实,比如他,就认为自己已是很练达的伪君子。他甚至狂妄到责备自己已做低服小之术,当作克敌制胜之道。凭借他的不懈努力顺利的被市长德·雷纳聘为家庭教师,同时为了报复他认为看不起他的市长,与女主人德·雷纳夫人成为恋人。“看呀!这个骄傲的女人,居然躺在我的脚下了!”当他看着爱上他的这个女人,心中却是报复权贵的快意。他刚借助德雷纳尔夫人被聘当上了仪仗队队员后不久,就引来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。最后遭市长政敌举报被迫离职,于连不得不离开前往他最厌恶的神学院。

多么可笑啊,一位资产阶级无神论者,却让自已违心的融入那个不属于他的环境,用苍天赋于他的才华制出了一个又一个“作战计划”,使出各种虚伪手段成为神学院院长最宠爱的弟子。他总是“心中抖地一动,冠冕堂皇的理由就纷至沓来”。随机通过院长进入德·拉莫尔府做秘书,这也代表着于连成功进入他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。社会地位底下的人想要跻身上流社会,无疑比登天还难。可于连做到了,他的不择手段,他的野心让他在一群贵族中游刃有余的前进着。

玛蒂尔德小姐,就是他成为贵族人士的最后一块敲门砖。他忽远忽近、若即若离的态度,使这位贵族小姐疯狂的爱上了他。当他得到伯爵的同意,可以迎娶玛蒂尔德时,一封来自远方的德·雷纳夫人的信犹如寒冬里的一盆凉水扑灭了他胜利的火焰。他懊恼极了,以至于不顾往日里的情分:将手中的枪指向了自己的旧情人!

野心家的幕布是由断头台落下的。故事从一个19岁的野心家对权力不断追寻到23岁犯下刑事案件的不可抗力的死亡落幕。我看到的,自始至终都只是一种无力的苍白。于连,是政治的牺牲者,红与黑,是轮盘上的人生赌博。

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说过“死,并非生的对立面,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” 。这句话对于在狱中的于连来说,再合适不过。短短几瞬,一切都化作尘埃,仿佛他曾经热烈追求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他恍若大梦初醒,所有的沉浮升降荣辱兴衰似乎都可以忽略,却有了这一生都不曾有过的东西—自由。卢梭说过“人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中”。于连获得了他的自由,在狱中这几天,他活的比以往更洒脱。司汤达告诉读者“我从地狱中来,到天堂去,正路过人间”,我想这应该就是于连的真实写照了吧。他告诉我:逆流而上的人才能获得成功。

是的,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这样。失败与成功只在一念之间,就在于你是否把握且坚持下去。人生的道路只走一次,也只有一次 ,没有回头路,也没有选择的机会,只有那些坚定执着,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,懂得逆流而上的人才能获得成功。

很多时候,你我都是于连。

作者司汤达曾坚定的相信他的这部作品在50年后才会有读者,而读者,就是那些少数的真正为自己而幸福的人。我不禁思考:在幸福的标准是以社会和他人的承认为标准的时代,我是那个少数的,真正的,为了自己而幸福的人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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